台灣道場淺介
外子唐光華和我在維護民主上是同志，在修行上是道侶，在治學上是同修。他和我相識於政治大學，他高我幾屆，是政治系、政研所；我是法律系、法研所。畢業後先後進入新聞界——他在編輯台兼撰寫專欄，我在採訪組兼撰述委員。新聞工作和擔任的職位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各界人物。當我們雙雙拜入來靜大師門下，成為全真丹鼎派弟子後，我還投身台灣教育改革運動、籌辦自主學習實驗中小學，他則致力於推動成人教育改革的社區大學。
唐先生在擔任文山社區大學校長期間，曾開設「比較宗教」的課程，帶著學生參訪儒、釋、道的重要道場，並和各宗派領導人有第一手的接觸經驗。而擔任記者的我則採訪過各宗教道場、學術單位和相關政要。我們常交換練功心得與參訪經驗，深感台灣多元的宗教信仰和學術研究，不但深入民心，而且各教派間交互影響非常明顯。若不說師門或祭拜的主神，只言教義和儀軌的話，忠孝節義、落實生活，是各教派的共通精神。而這也是台灣對中華文化最重要、最鮮活的存續。
如果想接觸道家經典，坐落在新店的「自由出版社」絕不能錯過。自由出版社的創始人蕭天石先生在抗戰時期曾擔任四川灌縣縣長。當時青城山——道教祖庭之一——一位老道士鄭重地把明朝傳下來的數十箱道藏典籍托付給他，並預言：「未來你會到南方的一個小島上修道，我請你把這些書籍保護好，帶過去。」蕭天石先生受人之託、忠人之事，東渡來台後便一頭栽進道門，整理印行全套的「道藏精華」文集。其中第十一集之一的《三教真傳》，對三教合一的義理有深切的論述。
那時，同樣隨國民政府東渡來台的師爺金鳳山人、南懷瑾先生，和道家正一派傳人——張天師等人，經常在自由出版社相聚聊天，彼此切磋。國內外研究道學的人都得到那兒尋找資料，因為蕭天石先生道學深厚，各家各派的傳功孤本，很多都會託付給他。他過世後，自由出版社由他的兒孫輩繼續經營迄今。光華先生也借用過自由出版社一段時間開課，進行哲學討論。
坐鎮「古道堂中醫診所」的師伯白鶴山人李仲亮，傳承了全真丹鼎派的醫術和法器。他在世的幾十年間，除了積極為人治病、傳授門徒之外，還和中科院、台大等單位及教授們合作，以科學方式探討道家醫術和這些法器的奧秘。我和光華先生都親炙過他傳授的手訣氣療、服用過他手製的丹藥和信息水，在流行病期間也領受過他免費走方佈施的各種義診藥劑。我們還測試過他開發製造的氣脈儀、光色儀等醫療器具。我確實從他身上見識到古代道士濟世的仁心，以及勇於創發的研究精神。可惜他已過世，據說遺言中囑咐把研究心得都託付給了自由出版社。
來靜師父的「黃龍丹院」則側重功法傳承和學術研究。早年氣功熱席捲世界之際，他在交通大學成立「金丹社」，後來在台大也成立了類似社團，免費招收一批批年輕學子練習丹功。此外，他召集弟子們組織了「台北市丹道文化研究會」，出版《丹道文化》雜誌，積極參與並辦理兩岸及國際性的道學學術研討會。師父過世後，團練道場暫時關閉了，眾弟子收集師父手稿出版了《丹道天機養生》一書，裡面詳細記錄了各項實修功法，非常珍貴。
說到學術研究，中央研究院院士李豐楙先生也是我的師兄。他是政大中文系博士，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，也是少數同時具有道士資格的國立大學教授，2022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。他和我們夫妻相識於政大校園，後來引薦我們去練拳、修道。他和任教於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的蕭進銘師兄，是我師門中兩位道學的學術指標人物。不過，要說兼得師伯醫術和丹功實修傳承的人，則要推董迺閎師兄了。
至於我的太極拳師父熊衛，他個人曾獲頒國家藝術薪傳獎。他手創的「太極導引」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開課多年，而馳譽國際的「雲門舞集」和「表演工作坊」也都將其列為團員必練課程。熊師父過世後，「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」的教學工作仍在弟子們的維繫中繼續運作著。
此外，附屬於木柵指南宮的「道教學院」，是傳統道教與民間信仰的重要廟宇機構。他們常敦請具有宗教學位的全真師兄們前去開課，以提升台灣宮廟系統的學術水準。
千萬不要小看台灣民間信仰的宮廟系統。他們遍布各地，幾乎每隔三條街就有一座福德宮。而媽祖廟、清水祖師廟等廟宇的神明，每年一度的保境出巡，不但是信眾和地方的盛事，也是國際人士爭相參與的活動。此外更有慈惠堂、保安宮等庇佑一方的廟宇系統。他們信奉的神明不同，但儀軌和祭拜運作大都吸納了道教正一派（即符籙派）畫符、扶乩等法事內容。
我很喜歡到各個廟宇去求籤，和神明對對話。方式是先在籤筒中抽出一根薄薄的、寫著編號的竹片或木片，放在神桌上，然後誠心禱告，再拿起神壇前兩片小小月牙狀的木製筊杯擲下。當出現一正一反的「聖筊」時，就表示神明首肯了那根籤條；兩正或兩反，則須再回籤筒中換一支籤。如是反覆，直到神明確認之後，善男信女就拿著這根神仙指定的竹木籤條，到籤櫃中去找相應的籤詩。如果看不懂詩句，還可以找駐守的道士或解籤人說明。我常想，這些和神明對話的籤詩，一定對信眾們發揮了很大的安定作用，也承擔著移風易俗、團結鄉里的重責大任吧。
道教宮廟之外，佛寺是另一個遍布城市鄉間的宗教道場。證嚴法師的「慈濟」、聖嚴法師的「法鼓山」、星雲大師的「佛光山」、惟覺老和尚的「中台禪寺」，以及心道法師的「靈鷲山」，是台灣佛教五大山頭。他們信眾無數，以台灣為基地，向全世界拔苦解難。他們或設立醫院、或籌建各級學校、或成立各種媒體、或從事慈善事業，把「人生佛教」與「人間佛教」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。
另外，源自藏傳佛教格魯派的「福智」團體，在台灣教育界也有一定的影響力。創辦人日常老和尚於一九七〇年代深入研習宗喀巴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深感其教法次第圓滿，便以此為核心弘揚佛法。一九九一年他正式成立「福智僧團」，帶領弟子將佛法落實於日常生活。福智體系在教育方面創辦了「福智文教基金會」，推動讀經教育與生命教育，在雲林設有福智小學、國中及高中。在護生與環保方面，一九九七年成立「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」，隔年再由弟子集資創辦「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以有機通路支持農友轉作有機。里仁目前是台灣最大的有機連鎖通路之一，在家居士們組成各地「廣論班」研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學員遍及全台數萬人。
說到素食，絕不能忘記「一貫道」。一貫道起源於清末的民間宗教，在民國年間由張天然大力傳布至全中國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一貫道被列為「反動會道門」，嚴格查禁。一貫道傳入台灣後，國民政府同樣忌憚其規模與神秘色彩，於一九五三年以「涉及迷信及妨害治安」為由下令查禁，信眾被蔑稱為「鴨蛋教」。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，在四十名立法委員的聯署呼籲下，內政部正式宣布一貫道合法化，一九八八年三月成立「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」，成為解嚴後首個改變非法地位、被承認為宗教的信仰團體。
一貫道信奉「明明上帝」（又稱無生老母、無極老母），主張儒、釋、道、耶、回「五教同源」，各宗教殊途同歸。信徒互稱「道親」，彼此扶持，組織嚴謹，信徒一律茹素。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先生，便是一貫道虔誠的道親，而且是興毅組的「點傳師」——這在一貫道中是極受尊崇的神職。他雖喜好渡人求道、勸人為善，但不勉強員工入道。中央研究院宋光宇教授的一貫道調查報告《天道鉤沉》是瞭解這個宗教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我對一貫道最深刻的接觸記憶，是在他們爭取合法化前後，陪同一批學者參訪南部的道場。要下山時，載我們的遊覽車出了問題。接待的道長對信眾發出支援信號，一下子就從各地出現了無數的小車，順著彎曲的山路像條巨蟒般游過來接駁我們，場面非常震撼。
而源自中國大陸的「法輪功」（又名法輪大法），則是一九九二年由李洪志先生在吉林傳出的氣功修煉法門，以「真、善、忍」為核心理念。一九九九年遭中共全面取締後，法輪功轉往海外發展，學員積極投入反迫害運動，因而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。我有幾位朋友是法輪功的修煉者，其中有人發心護持，遠赴美國參與法輪功的反迫害抗爭。我曾應朋友之邀練過法輪功，確實感受到功法及其真、善、忍的修煉理念對身心的助益——就像法鼓山的「八式動禪」也是很好的養生功法一樣。
除了這些本土淵源深厚的宗教外，伊斯蘭教、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都在台灣佔有一席之地。尤其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初，藉著開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教，突破外交孤立，得以與國際聯結。傳教士深入每個窮鄉僻壤，伴隨福音而來的麵粉、罐頭等救濟物資，幫助了非常多的家庭度過貧窮歲月。「中美合作」的麵粉袋改製而成的內衣，是和我同時代孩子的共同記憶。
我的公婆都是天主教徒。我父親在戰亂中看透生死，不信鬼神。我母親來自儒教家庭，卻也相信觀音菩薩，還說家裡出過神仙、羅漢、狐仙等等。這樣多元信仰的母親，卻在聽到「耶穌愛我們，為世人擔罪」的說法時，充滿尊嚴地說：「我的罪我自己擔，為什麼要耶穌替我擔呢？」
為了參加唱詩班，大學時我在基督教會受過洗。聽著聖母瑪利亞玫瑰經長大的光華先生，小時候還當過天主教的輔祭呢。我們在各個宗教道場探索一圈之後，最終回到全真。
最後要說儒家。只是，儒家沒什麼好「說」的，因為他們一直站在台灣教育的主流地位。台灣的學生從小到大學習的國語課本和文化基本教材，都以儒家觀點為主。另外還有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」，和中共政權爭奪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。因此儒家的四書五經，是台灣學子們一定都要背誦的。
國共內戰之後，香港的新亞書院在一九四九年由錢穆、唐君毅、張丕介等學者創辦，篳路藍縷，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堅守中華傳統儒學的浩然正氣，同時擁抱民主思潮。一九六三年，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、聯合書院合組為香港中文大學，新亞成為中大三所創始書院之一，也是當代新儒家的學術重鎮。牟宗三、勞思光等大儒都曾在此任教。二〇一九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，中文大學校園成為抗爭前線，學子們勇敢且充滿創意的表現，獲得舉世讚嘆。
台灣儒學傳承中，有一位年過百歲的清朝宗室後裔——愛新覺羅毓鋆，人稱「毓老」。他六歲入宮陪溥儀伴讀，師事陳寶琛、王國維等名儒，後留學日本、德國。一九四八年來台後，以遜清遺老自居，拒絕加入國民黨。一九七一年起，在台北自宅創設「天德黌舍」（後改名「奉元書院」），私人講學六十餘年，風靡了我們那一代。我也去他那兒聽過幾次課。他的弟子遍布政商學界，包括前副總統連戰、蕭萬長，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等人，在海峽兩岸都有很大的影響力。毓老於二〇一一年辭世，享嵩壽一百零五歲。
另一位以私人講學名重一時的，是南懷瑾先生。南先生學貫儒釋道三家，曾在政治大學、輔仁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任教，政壇及文化界人物多出其門下。後來南懷瑾先生移居香港、美國，最終返回中國大陸，在蘇州太湖畔創辦「太湖大學堂」。二〇一二年南先生辭世後，他的許多弟子依然留在大陸發展。
台灣新儒家一脈，則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。牟先生是北大哲學系出身，畢生謀求儒家哲學與康德哲學的融通，曾獨力翻譯康德三大批判，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的核心人物。他先後在台灣師範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教。他的弟子們於一九七五年創辦了《鵝湖》月刊，提倡新儒學，發展至今已被視為「鵝湖學派」。我雖然和他們有過不少接觸，但對新儒家的學理體系並不深入，不敢亂說。因為我研讀的儒學經典以先秦時期為主，認為後來為專制體制和帝王服務的儒學，和我的民主理念相悖。
我認為，台灣在歷史的機緣之下，得以在狹小多山的島嶼中，保有如此豐富多元的宗教。就像台灣縱跨亞熱帶、溫帶、寒帶的地形，形成多變的溫差氣候，孕育了豐美的動植物資源一樣——伴隨宗教信仰而來的文化交融，激盪出台灣珍貴的多元包容、充滿創造力的民主社會。
我愛這個壯麗多山的小小島嶼，以生長在它的懷抱為榮。
2026.04.27